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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679例，其中境外输入89例，本土590例（贵州176例，西藏98例，四川50例，黑龙江40例，宁夏39例，广西37例，山东24例，江西21例，内蒙古17例，海南15例，甘肃15例，湖北10例，新疆8例，天津7例，河南7例，陕西7例，河北5例，浙江3例，云南3例，青海2例，辽宁1例，吉林1例，上海1例，湖南1例，广东1例，重庆1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26例（境外输入8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10482例（境外输入712例）。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交通通信、其他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价格分别上涨4.9%、2.2%和1.6%，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价格分别上涨1.3%和0.7%，衣着、居住价格均上涨0.6%。　　庞代办感谢内政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和信德省警方全力以赴推进卡拉奇爆炸案调查工作，希望巴方及早侦破案件、依法严惩凶手，并继续加强在巴中国人安保工作。　　《中国科学报》此前报道，李言荣说，“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双一流’建设中，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评价标准，而一定要坚持突出自身的特色，要强调大学对于本国发展的贡献度”。　　在2006年春晚“大陆同胞向台湾同胞赠送大熊猫”活动中，收到超过1亿则观众短信及电话，票选结果将两只大熊猫命名为“团团”“圆圆”。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也曾表示，华为今年面临的困难没有减少，外界环境的变化还带来更多困难，华为每一个业务单元都要做到稳健运营，不能实现有质量发展的项目要关闭。华为2021年年报显示，相较于2020年，华为2021年减少了2000名员工。这个数字或许会在2022年迎来更大的变化。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印发《关于终止代征印花税有关事宜的公告》明确，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征收范围不包括“权利、许可证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将自7月1日起终止印花税代征业务。　　不仅是地球科学类知识，在马珏看来，人文、区域地理同样需要让学生学会科学思考。2013年，她曾到英国伦敦调研，旁听了一堂中学地理课。学生要在课堂上运用地理学的方法制定旅游规划。这与国内的教学理念有所差异。她曾想在课上锻炼学生的思考能力，但受限于需要教授的知识点过多，“我们还要受到内容必须讲完的限制”。一些新增的环境和国家安全等知识，多是结论，缺少论证过程，使学生只能站在宏观角度分析，课程也显得较为枯燥。

刘和平：定位中国为“威胁”？日本新安保战略或将冲击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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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刘先生，日媒称岸田政府有意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首次准备将中国定位为所谓“威胁”，对此，你怎么看？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其实，我们之所以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当很多国家在内政上面临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通过对外示强、通过挑起外部纷争来提振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并转移内政上的矛盾。我认为，岸田政府在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时，之所以走得比美国还激进，根源也就在于内政。因为这些年来，在日本右翼势力刻意操纵下，日本近几届政府的对华关系越来越偏离正常轨道，而本来在派系竞争中就处于弱势的岸田本人及其内阁，因为内部施政不佳，民意又跌到了谷底，政权稳定性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对中国示强、通过把中国视为“敌人”的方式，来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

除了内部政治的需要之外，我认为，岸田政府这样做，并非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因为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所谓“军事威胁”，而是出于日本军事尤其是壮大自身军力发展的需要。要知道，岸田政府已经决定要将日本的国家防卫预算提升到GDP的百分之二以上，同时日本防卫省还寻求在未来五年把军费增加近五成，让日本军费支出跃升到世界第三位。此外，日本还正在考虑部署1000多枚射程达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以增强对周边国家的所谓反击能力。这些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最终要实现，都需要在外部树立一个强大的所谓“威胁”与“敌人”。而且，更为关键性的是，日本右翼政客梦寐以求的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以及让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化国家的这一目标也尚未实现，而实现这些目标，也要将中国视为“假想敌”。

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千万不要以为岸田政府对中国的定位比拜登政府更为激进，美国就会出手阻止岸田政府的莽撞行为。我认为，恰恰相反，在遏制中国问题上，让日本冲在最前面，让中日鹤蚌相争，正中美国的下怀，美国可以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在对华关系上，假如日本落伍了跟不上美国的步伐，拜登政府一定会用鞭子抽它，但是，假如日本冲在美国前面，美国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暗中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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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那么对日方动作，中方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呢？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我认为，假如岸田政府真的在拟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将中国定位为“威胁”，那将会是日本安保战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同时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对接下来中日关系的冲击，将会是无法估量的。当然，我们在关注岸田政府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如何对中国进行定位与定性之外，同时还要关注其在台湾问题上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修改，会不会将安倍提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这一口头政治宣示，进一步落实为具体的政策以及落实为日本的安保战略。因为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政府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不仅会再度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极有可能会出现所谓反对“武统”表述。假如出现了这种事态，那将是对台湾问题、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岸田政府在对华关系上有可能的“暴冲”，中方在应对的时候，并没有出现情绪化的现象，更没有一味地以硬对硬激化矛盾。中方不仅保持了冷静与克制，保持了战略定力，而且在应对的时候，保持了一定的策略性与灵活性。这主要表现在，中方不仅在APEC会议期间启动了中日两国领导人会晤，并按计划举行了中日两国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第十四轮磋商，而且，明确反对岸田政府将中国定位为“威胁”、仅定位为挑战的执政联盟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预计将要访华。这也就意味着，中方不仅正在通过跟岸田政府正面接触的方式，来让日本纠正错误的对华政策，而且准备通过其执政联盟中的公明党，来从侧面影响和牵制自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方阻止岸田政府在制订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时，不把中国定位为”威胁”，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接下来岸田政府在对中国进行定位时，还是有可能会小幅“回缩”，即跟美国与北约保持同步，仅仅把中国视为所谓的挑战与竞争对手。

延伸阅读：

孙兴杰：日本安保战略将作重大调整，东亚安全结构受冲击

直新闻：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外交安保文件，其中反击能力成为关注的焦点，日本是要搞先发制人吗？

特约评论员 孙兴杰：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中长期外交安保的指导文件，从中能够看到日本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日本的战略走向。日本自民党与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在反击能力的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一概念可能会被写入文件，并且作为未来一段时间日本战略的核心概念。虽然现在关于反击能力的界定还不清晰，或者说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但我认为这一概念代表着日本战略的重大调整。

首先，反击能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目前媒体披露出的信息表明，反击能力并不是一个防御性概念，而是先发制人的概念，就是使对方国家放弃武力攻击的威慑力。换句话说，日本要形成威慑对方对日本可能发动进攻的意图，考虑到现在是一个导弹时代，怎么去威慑可能的导弹威胁呢？并不是要发展日本的反导系统，而是提升日本的导弹攻击能力。另外，日本官方也承认拦截系统不能保卫国民生命，其实这是一个常识，目前的拦截系统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拦截，而最近一段时间朝鲜的导弹发射尤其是越过日本上空的中远程导弹，给日本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震荡，民调显示六成以上日本民众支持反击能力的概念。

其次，怎么形成日本的反击能力？一个是增加日本的军费开支，购买中程导弹，可能包括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系统，日本政府已经提出将防务支出提升到GDP的2%，这意味着未来日本的军费会有相当规模的提高。二是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这种合作会延伸到日美分工进行攻击，日美分享相关情报和信息。反击能力的核心是预先对敌对对象进行攻击，其实已经越过了日本战后专守防卫的底线。虽然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强调要在宪法和国际法范围内坚持专守防卫和禁止先发制人，但是反击能力本身跟日本既有的战略以及和平宪法是存在矛盾的。

最后，日本修订外交安保战略也涉及到日本如何看待自己的安全环境，如果将周边的挑战和竞争升级为威胁，就意味着日本的外交安保战略也要发生调整。通过加入到“印太战略”以及与相关国家之间的防务合作，日本的安保战略已经出现了实质性变化，这也意味着东亚地区安全结构随着日本安全战略的质变而受到重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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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韩国总统室人士对尹锡悦总统年内访日的计划保持慎重态度，您怎么看日韩领导人互访的前景？

特约评论员 孙兴杰：韩国驻日大使尹德敏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剧变，不排除尹锡悦总统年内访日的可能性。对于这一信息，韩国总统府的态度似乎比较谨慎，毕竟今年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要安排首脑访问需要双方进行沟通和协调，时间上也比较紧张。尹德敏释放出的信息也被解读为，日韩正就首脑访问的事宜进行协调。在我看来，日韩首脑之间的访问已经中断十年了，首脑互访也被认为是外交关系回暖的重要标志，就当下来看，日韩关系改善有几个有利的因素，也有短期内很难克服的困难。

从有利的条件来看，第一个是朝鲜最近一段时间频繁的导弹发射，尤其是远程导弹发射，使日韩进行沟通与协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大为提升，对日韩来说，共同的威胁是关系走近的重要动力。第二个是尹锡悦政府对改善韩日关系有比较高的预期，从5月份以来，韩国多次主动寻求改善对日关系，两国领导人在多边场合也举行了好几次会晤，为首脑互访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韩日关系近些年来持续低迷，在文在寅政府时期陷入了一个低点，从两国关系的内在逻辑和周边环境来说，韩日关系也到了一个触底回升的临界点上了。第三个是美国推动“印太战略”，日韩都是美国重要的支撑点，日本从一开始就是“印太战略”的鼓吹者，韩国是美国重点拉拢的对象，因此，美国也有动机推动日韩关系的回暖。

从不利的条件来说，第一个是强征劳工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上去是法律问题，其实关系到日韩外交关系的基础，日本认为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了，韩国则认为没有解决，另外，强征劳工的问题与历史问题以及国民情感又联系在一起，现在尹锡悦和岸田文雄的支持率都不高，处理这种关乎国民情感的问题也受到很大的约束。如果强征劳工这样的问题没有一个双方能够接受的基本方案，那日韩关系很难获得实质性改善。第二个是日韩关系的重新定位的问题，日韩建交的时候，双方的实力和地位不平衡，但是现在韩国的国家地位和意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日韩关系中，韩国也是越来越主动，这个调整和重新定位的过程也是日韩两国面临的一个障碍。

从整体来说，日韩关系调整的进程已经开启，尤其是在全球和地区局势的变化使得两国主动或者被动改善关系，当然，调整的节奏和时机很难进行预判，这要取决于政治家的决断。